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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推荐]高等教育的高风险不容忽视  

2006-05-26 18:26:42|  分类: 子女教育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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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等教育的高风险不容忽视




南方周末    2006-05-25 15:49:26



  高等教育的高风险不容忽视
  专家认为国家应专门研究贫困生就业问题
  
  □本报记者 沈颖 □实习生 陈鹏
  

马富泰和母亲在一起。他2004年从青海医学院毕业,至今无工作,欠下的大学学费也一直未能还清
  本报记者 麦圈/图

  扩招后遗症
  2005年,全国普通高校招生504万人,是1998年的4.7倍,高校在校人数达2300万人,规模跃居世界第一。有教育专家分析,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,只用4年时间就走过了美国27年历程,堪称壮举。
  如此快速的扩招,在给更多人上大学机会的同时,后遗症也难以避免地开始频频发作,在西部贫困地区症状更为明显。
  大连理工大学前校长、中国科学院院士程耿东曾是力主扩招的积极分子,但今年全国“两会”上,他却力主“停止扩招”。
  5月23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,程耿东对扩招的实际运行状况作了反思:招生人数从100万增长到2006年的550万,增长了近5倍,但国家重点院校的扩招规模并不大,以大连理工大学为例,只增长了1.5倍。扩招主要集中在一些普通地方院校,这些高校本身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有限,而这部分扩招的学生往往来自基础教育比较薄弱、教育资源比较差的西部农村贫困地区,“在招收的550万大学生中,如果进行排名,地方院校扩招进来的学生处于后50万中,在有限的就业岗位竞争中怎能不处于劣势?”
  程耿东院士强调,经济发展多快,高等教育就应该发展多快。1998年以前,政府严格控制大学招生数量,高校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,当时扩招势在必行。但这几年扩招的实际运行中,高等教育的高风险性被忽视,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卷入了这一高风险的事业。这不仅加重了家庭的负担,而且增加了国家风险。
  “目前,我国有2300万大学生,其中超过20%是贫困生。培养一个学生的基本成本在1.5万元左右,加上对贫困生的补助,国家每年要拿出4500亿元才能使高等教育正常发展,高等教育带来的风险转移到了国家身上。”程耿东担忧,盲目扩招也影响了高等教育协调发展,高校面临硬件设施过不去、软件设施跟不上的窘境,特别是教师数量跟不上学生人数的增长,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。
  “目前我国高校扩招已经到了政府、社会、公众心理和经济承受力的极限,再扩招下去将非常危险,应该停止扩招,主要抓质量。”程耿东说。
  5月10日,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,根据当前高校的实际情况,有必要适当控制招生增长幅度,相对稳定招生规模。这样做,有利于集中必要的财力,改善办学条件,优化育人环境;有利于集中精力,加快学科专业结构调整,深化人才培养方式改革;有利于逐步解决当前高校存在的矛盾和问题,特别是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压力,从而实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。
  
  高等教育大众化≠高投入低产出
  如果把对高等教育的投入理解成投资行为的话,每个人都希望从中获得回报。程耿东院士认为,高等教育的高风险主要体现在贫困地区大学生投资回报率低上。
  “扩招需要大量资金,国家还没有富裕到能对全国的高等教育进行补助,国家投入只集中在重点大学,尤其是教育部直属高校,”程耿东院士说,“但许多地方政府并没有加大教育投入,甚至个别地方教育经费在下调,地方院校只能将增加的负担向学生家庭转嫁,多招生,高收费。”
  而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随之加剧,东西部差异显著。本报记者从青海省教育厅获悉,高等教育生均公共经费2004年全国为2298元,而青海只有1050元,青海高校生均投入经费不足全国高校平均水平的1/2,仅是北京的1/10。
  地方财政投入减少,家庭承担的比例因此不断增加。据统计,目前学生家庭承担的教育成本比例在33%左右(国外通常在13%-15%),西部则更高。“地方院校的生源本来很多就来自教育欠发达地区、贫困地区,他们举债贷款交了高额学费,毕业后找不到工作,只能因教致贫。”程耿东说。
  甘肃省农业部门近年的抽样调查显示,在全省重新返回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中,因教育支出返贫占50%。
  如何改变高投入低产出的局面?青海省政协委员王绚建议,建立高校收费听证会制度,严格控制高校收费。
 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与人力资源研究部程方平教授认为,在不断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,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要贴近大众化,符合实际。
  “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,都大量兴办适应低收入家庭的短期大学。如美国、日本,社区学院、短期大学数量占高校总数的一半以上,专业紧密联系当地实际,学费是普通大学的1/10,有了经济实力可继续深造,是分阶段的终身教育体系。在我国只一味发展普通大学,缺少适合低收入家庭的高等教育形式。”
  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曾在青海“两会”上建言:应调整教育结构,大力发展符合市场需要的中、高等职业技术教育,既可减轻家庭教育支出,又可培养满足市场需求的人才,缓解就业压力。
 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所杨东平教授认为,“从更大的层面上讲,国家要改变包办高等教育的局面,拓宽高校投入机制,探索新的成本分摊机制;可对1/3左右的高校通过部分改造或其他方式转为民营机制,实行多种投入,以减轻家庭、学校和政府的财政负担。”
  
  破除“关系就业”
  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的一项调查显示,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的结果不平等,“行政管理人员子女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女高出约14个百分点,关系就业在县一级更严重。”
  这一点在西部地区尤其突出。青海省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张普权主任认为,打破“关系就业”对贫困生的阻碍,靠一省一部门之力不可为,“国家应对贫困生就业问题专门研究,缩小和消除贫困生和其他学生之间的社会资本差异。”
  “在一个正常的社会,贫困不是成为弱势的必然原因,贫困生的弱势是社会不公平造成的,是权力对比下的弱势。”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认为,在西部,要保障贫困生的劳动权和平等就业权,政府应该保障公平就业的环境,提高法治能力,让市场来选择优秀者。
  面对大学生在青海相对过剩的现状,张普权主任认为应逐步引导学生走出去,“上个月,我到江苏、浙江等东部省份洽谈。东部大型企业、民营企业吸纳力大,但一些东部的学生可能不愿意去,尤其是浙北山区、苏北等地,这样青海的毕业生就有机会了。我们采用网上招聘,建立视频面试室,降低求职成本,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贫困生,不让他们成为没有方向感的新盲流。”
  程方平教授认为,西部大学生就业是个社会问题,要从整体上治理,不只是救济,“号召大学生到西部就业的观念需要改变,应该给一个宏观的政策吸引外面的人到西部创业,这样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。”
  (P1163012)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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