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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推荐]记宗教学家吕大吉研究员  

2006-07-03 10:45:37|  分类: 佛教文化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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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宗教学家吕大吉研究员
杲文川


     甘坐“冷凳”著宏篇
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记宗教学家吕大吉研究员
     
    历史学家范文澜那句“板凳要坐十年冷,文章不写一字空”的名言影响了中国社科院一代学人。世界宗教所吕大吉研究员就是这句名言的忠实践行者。
     吕大吉是四川达县人,1931年出生在达县滴河乡。1949年家乡解放时他考入川北人民革命大学,参加过土改运动,做过川北行署财政厅秘书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纺织工业管理局秘书。1953年5月,为实行第一个“五年计划”,全国选拔了一批文化素质好的干部补习功课,准备考大学。由于吕大吉文化基础比较好,他在上海复旦大学补习后考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。
     院系调整后,当时全国只剩下一个哲学系,全国的哲学名师都集中到了北京大学。金岳霖当时担任系主任,贺麟、冯友兰、张岱年、洪谦、张世英、任华等名师分别担任各门课程。那是北大哲学系的黄金时代,吕大吉为自己有幸成为全国院系调整后的第一届哲学系学生而庆幸。听名师讲课,是一种心灵的享受。而那时的所有名师都为本科生开课。金岳霖教授平时不会应酬,生活上的事自己说不清楚,常常闹笑话,可一站在讲台上就判若两人,平时的口吃结巴都不见了,金先生不依课本或教材,睿智的思想火花不断闪现,清晰的表述,生动的例证像畅流不息的清泉,飞泻而下,潺潺不断。课上一个推理紧接一个推理,讲得清清楚楚、头头是道,而且金先生的讲课还极富启发性,他一步步引导学生去思考、去探索,一步步进入理性思维的境界。吕大吉从愉快的听课中感悟到哲学思维的无穷乐趣,感受到精神享受的无限快感。俗话说,名师出高徒。在众多名师的熏陶教诲下,吕大吉与许多同学一样,形成了思辨的头脑,养成了好学的习惯。
     吕大吉1957年毕业后,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哲学专业,教授了3年西方哲学史。随后两次参加“四清”运动,紧接着又是十年“文革”动乱,正常的教学秩序破坏了,学术研究也无法进行。1975年,林修德、刘仰峤等同志按邓小平同志的指示,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搞整顿,各研究所重新开展业务研究,招收新的研究人员。吕大吉在这年夏秋之交来到世界宗教所,从事宗教和无神论研究。
    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初,“宗教学”这个概念就已被贴上“资产阶级伪科学”的标签,从学术之林扫地出门。随着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的大讨论,宗教学界的思想解放也步步深入,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,学术界终于提出了建设和发展“宗教学”的问题。1983年,在福州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,决定把研究和编写《宗教学》一书列为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重点科研项目,并委托吕大吉为这个课题的主持人。与此同时,世界宗教所与北大合作,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宗教学专业,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宗教学术研究和实践工作的专门人才。当时计划在北大开设“宗教学原理”和“西方宗教学说史”这两门全新的基础理论课程,委托吕大吉担任主讲。受此重任,吕大吉内心压力很大,我国的宗教学研究已中断了30多年,长期“左”的思潮的影响,使学科建设上还有许多认识上的混乱,在自己还未完全厘清之时,如何编写教材,向学生讲课呢?吕大吉考虑到,宗教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,是在西方建立和发展起来的,它在中国虽然还是未被认识和发现的“新”事物,但在西方却是一门历史久远、根基深厚、门户独立、名家辈出的显赫之学,要在中国建设和发展宗教学,决不能脱离这门学问已经走过的历史轨迹和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。
     为了广泛吸收前人的科学成果,作为建设我们自己的宗教学的借鉴,吕大吉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西方宗教学说的历史。在研读中他感到,宗教学的先驱们是把宗教当作人类的一种文化形式,不仅对之进行哲学性的批判,而且还应用比较语言学、文化人类学、历史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、现象学等多种理论和方法,进行多方位、多层次的比较研究,使光怪陆离、神秘莫测的超自然世界将其本来面目展示在科学理性面前。西方的宗教学说史,本质上是启蒙思想的发展史;近代西方的比较宗教学则是西方历史上启蒙思想发展的产物。由于我国宗教研究在不少领域都未曾问津,基本上是一片空白,吕大吉决定一边翻译引进西方宗教学名著,一边研究构建我国的宗教学理论体系。吕大吉请在加拿大多伦多进修的朋友在图书馆查找、复印西方宗教学名著,又与何光沪、高师宁、金泽等人翻译了麦克斯·谬勒等人所著的《宗教学导论》、《宗教的起源与发展》、《比较宗教学史》等40多本宗教学名著,通过对这些著作的翻译、引进、评介,学术界不仅对西方宗教学的发展脉络、现状和趋向有了清晰的认识,认识到了它们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,也找到了进一步研究的座标和前进的方向。
     在翻译引进的同时,由吕大吉主编和主笔的《宗教学通论》第一稿于1986年草成。在北京大学宗教学专业讲课时,吕大吉不断听取、收集学者们的意见,不断修订和重写原来的稿子,历经各种曲折,前后坚持研究写作了10年时间。1989年此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好评如潮,1990年荣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;1992年荣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(1980 1992)提名奖;1992年荣获我院优秀科研成果著作一等奖;1999年荣获第一届全国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。
     《宗教学通论》在台湾出版时,当地学界的评论认为,此书堪称宗教学的中文版科学性论述的开山之作,为宗教学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构架和丰富的材料。1998年,吕大吉根据出版后9年来自己研究的新成果和学科的新发展,对《宗教学通论》从内容到体系结构都进行了大量修改、删节和补充,更名为《宗教学通论新编》。出版社在介绍中说,《新编》是《宗教学通论》的完善和发展,两书皆是我国宗教学术界建构框架、填补空白的理论巨著,哺育了一代学人。作者强调以真理为师,博采众长。作者提出学术需理性,信仰要宽容的原则,对各种形态的宗教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和评价。
     1994年11月,吕大吉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73万字的《西方宗教学说史》,他以西方各历史时期的思想家、哲学家及宗教学者对宗教问题所做的一系列理智性、学术性的探讨为研究对象,通过大量的思想资料和透辟的理论分析,辨证地揭示了西方种种宗教学说的启蒙性质、内在逻辑结构及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,构建起西方宗教学说史的范畴系统和逻辑体系,填补了我国宗教学学科体系的空白,为我国宗教学术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。2002年吕大吉在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论文集《从哲学到宗教学》。论文集选辑了他40余年学术生涯中的近40篇论文。除了早年关于哲学问题的研究论文外,宗教学论文包括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与历史;宗教学理论体系的构建;西方宗教学说史的探索;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的资料建设与学术研究;宗教与文化关系的研究等。2003年,吕大吉又与中央党校龚学增、中央民族大学何其敏、魏琪和我院宗教所金泽共同合作,为大专院校学生写成教材《宗教学纲要》,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。
     吕大吉自1996年退休后,又被单位反聘了7年。他一直坚持学术研究,一直在带博士生。为了保持健康的身体,他长期坚持洗冷水澡,经常到操场跑步3000米,每周坚持爬香山一至两次。爬山活动是由吕大吉发起的,由清华、人大、民族大学多位教授组成,大家上山后,一边登山观景,一边谈天说地,有时大家还畅谈学问,都感到神清气爽、十分惬意。
     在谈到如何治学时,吕大吉认为,做学问需要一种艰苦奋进的精神,治学好比修行,是在家里作修行的“和尚”,没有自觉地苦修是无法成气候的。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,学者要摆脱世俗利益的诱惑,要看淡功名,只有不懈苦修,执着追求,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,有所创新。
 
文章出处: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
本网发布时间:[Time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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