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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志武:金融指向的是每个人的幸福与自由  

2010-03-21 15:18:4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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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陈志武:金融指向的是每个人的幸福与自由

  中华读书报特约记者 苏小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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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志武:金融指向的是每个人的幸福与自由 - 肖尧一梦 - 观音故里人


  陈志武,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,“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”之一(2006年,《华尔街电讯》)。2008年出版的《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》、《非理性亢奋》广受好评,其中前者荣获“2008和讯华文财经图书大奖”之“年度财经图书大奖”和“最佳原创学术类”大奖。2009年,陈志武出版《24堂财富课:陈志武与女儿谈商业模式》、《金融的逻辑》,其中《金融的逻辑》出版后首月即售出7万册,并一直稳居财经类图书畅销榜前列。

  在《金融的逻辑》中,陈志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:西方国家的兴起并不是因为它们从拉美掠夺了太多的银子;负债型国家更容易培育出民主、自由和长期的繁荣,政府富有的国家往往压制民主和法制,不利于长期的繁荣;次贷危机并没有导致美国式金融经济的全面崩盘,中国应汲取其教训,但不可因噎废食地停止金融创新;儒家“孝道”文化适应于前现代社会人们养老和风险保障的需要,在未来,市场将逐渐取代家庭为个人提供经济保障……作者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,也引发了一些争论。在此,我们以一篇书评和一篇访谈向读者推荐这本《金融的逻辑》。


  ——编者

  金融,在一般人看来,本是十足的工具理性的东西,但在陈志武的世界里,俨然成了一个极具价值理性的伟大事物。

  我是如此喜欢他的金融定义:“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、跨空间的价值交换。”这甚至像一首优美的现代诗歌。在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之中,金融得以自由发展,仿佛一个个具体的人从此挣脱羁绊,在这个世界上自由行走。或者可以这样说,每个人都渴望自由,而现代金融则是我们寻找自由的方法。

  对于传统的中国文人而言,陈志武的《金融的逻辑》,我以为是一种空谷足音。多少年以来,我们抱守一种君子固穷的人生原则,抵制各种现代经济手段,尤其是抵制现代金融工具,以为那些纷繁的股票、债券、保险才是我们浮躁的原因,而事实上,当我们的金融不自由,我们的学问随之也不自由,我们的人生也不能自由。

  在陈志武的世界里,现代金融正是促使政府放权给市场的有效手段。不过,我们应该看到,陈志武的金融研究,并没有停留在国家能力思考的层面,他的终极目的,乃是人的自由发展。中国读书人,免不了固守家事国事天下事的逻辑,而对人的行为却熟视无睹。我曾经分析过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学术框架,认为他一辈子的学术努力,基本上还是在国家发展的路径上努力,他试图找到中国积弱的深层原因,提出了数目字管理的国家发展方法,但在人的建设上,却用力甚少。为他赢得大名的《万历十五年》,虽然是以人为单元组成的结构,但最终的指向,仍然是国家的生存,人在这样的历史分析框架里,仍然只是国家强大的工具。

  沿着这样的路径来阅读陈志武,我想说的是,他可能不是那种热衷于国家的宏大叙事,热衷于学术救国的学者,他的金融最终指向的,应该是每个人的幸福与自由。我以为,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。我想起另外一名经济学家杨小凯,可以这样说,在杨小凯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,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上,只有两个时期他在关注个人:第一个时期,他写出了《牛鬼蛇神录》这本了不起的著作,一些悲伤的个人命运被他记录下来;第二个时期则是他晚年信仰基督,基督救赎的终极意义,是对生命的拯救,神的国度不在地上,这直接消解了小凯一直以来奉为圭臬的国家主义思考。

  很有意思,我提到的黄仁宇,杨小凯和陈志武,都是湖南人。近代以降的湖南人热衷于宏大叙事,已然是一种文化态势。所以我要说,湖南出了陈志武这样的教授,是一个意外的惊喜,是一种地理文化可能的新方向。

  读书报:有一个朋友看了我写的一篇关于你的文章,来信说,陈志武在1980年代是标准的负笈美国的金融专业技术人士,如今变成了影响华语世界的面向公众发言的知识分子,这是我们的福音。这样的评价让我很有触动。我由此联想到我们的大学。我很想知道,这么多年过去之后,你是怎样从完全的工具理性,过渡到今天对价值理性的全面思考的?

  陈志武: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主题:“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救中国人”,这个主题越来越清晰。我之所以要强调人这个字,是因为过去这么多年,在中国,有那么多的人在思考国家的命运,“五四”如此,洋务运动是如此,都要以救中国作为最高使命。我想问,我们救中国,到底最终是为了救谁?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命题,进入近代史以来,中国知识分子都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国家命题上,这必然忽略了个人价值的寻找。你知道的,为了国家,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,个人可以被牺牲掉。所有的强国运动,成为我们的终极关怀,而个人仅仅是工具,是螺丝钉。

  事实上,在这样的时刻,我们要强调一个常识:市场经济真正的价值,不仅仅是它可以让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提升,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把人解放出来。只要每个中国人得到了解放,中国必然因为人的解放得到强盛,而且这种性质的国家强盛,才是最为本质的强盛。

  读书报:我能理解你这样的观点,并且认为这是一个更有建设性的变化。但我更想知道,你和我们一样,都在一种家国文化里成长起来的,为什么这么多年之后,你终于能够抛开宏大叙事,转而开始思考人的自由,人的发展?

  陈志武:事实上我是从2001年开始,才重新开始关注中国社会的变迁,中国社会的发展,中国市场的发展,刚开始我也是更多地关注制度问题、社会问题、国家问题。或者我这么说,我开始思考中国问题,更多的还是沿用工具理性的思路。

  这与我的求学经历有关。1986年我到美国以后,发现在美国,你要生存下去,必须学一门更加具体的学科。那是一个所有基本的政治制度,基本的社会制度都已经成型了的国家,那种空泛的追问已经不那么受到人们的追捧了。我需要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某一个具体的问题、具体的学科上。所以从1986年开始,一直到2001年,这16年之间之间,我基本上没有太多地关心中国。我只是在研究金融,研究经济学,或者说,这16年,我所有的心思都在技术之上,由此,我终于成了你的朋友所说的,一个标准的金融专家,一个不错的金融学教授。

  读书报:你的数学趣味非常好。

  陈志武:对,金融学,经济学,数学是最优美的路径。你进入数学里面,你会觉得很美。就像你热爱的诗情画意。如果说你永远不会放弃的是你的诗歌,那么我永远不会放弃的是我的数学,数学在我的世界里,有着无与伦比的美。

  读书报:一个金融学工具的教授,一个数学世界的高手,在2001年竟然回到了中国问题,中国人的问题,这是怎样的一种转变呢?

  陈志武:2001年,一个偶然的机会,让我对中国又重新感兴趣。暑假的时候,我跟美国金融学会的一个代表团先到台湾,大家每个人做一个演讲,然后又到内地来,在上海、北京,每个人也做了一个演讲。离开上海的时候,不知道谁给了我一份《财经》杂志,在飞机上,我把那期《财经》,也就是2001年7月份的那期《财经》从头到尾全部看了一遍。我很惊讶地发现,中国的《财经》,从头到尾都在理性地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、社会问题,其理性的程度,让我大吃一惊。我回到耶鲁后,马上就开始让我的研究生收集一些数据,开始是证券市场的一些观察、一些问题,尤其是关于公司治理的问题,事实上我对中国问题的思考,正是从公司治理的领域开始。随着讨论的深入,我发现,只要讨论市场发展的问题,经济发展的问题,就不可能绕开政治,不可能避开制度方面的话题。2002年,我花了一些时间专门研究:是不是一个国家可以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,照样也可以发展出来完善的资本市场、市场经济这些东西。我当时花了很多时间收集各个不同国家,大概80多个国家的数据和案例。那个时候我就想,对于现代市场经济来说,新闻自由、新闻媒体不再只是一个政治意义上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,新闻对于市场的发展,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。这样一来,我就有点走出纯粹的经济学或者金融的研究了。慢慢地我给国内的媒体写一些文章,或者在国内的高校做一些演讲。我在耶鲁给我的学生讲的都是一些专业课,非常地工具,非常地抽象。但是,我怎么给国内的朋友们讲课呢,怎么样给国内一般的受众讲解金融学和经济学呢?对于国内大多数读者而言,也许我熟练的那些模型和工具,并不重要,他们首先需要了解的,是金融到底是怎么回事?金融市场到底为什么重要?这也是我写《金融的逻辑》的思路。

  读书报:这是一个耶鲁大学的金融教授不得不进行的金融启蒙课。

  陈志武:大概是2004年、2005年期间,我忽然想,在美国,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,人们有很多金融选择。安排一辈子生活,无非就是找一个更恰当的、不同的金融产品的投资组合。但是在传统的社会,在中国,当这些东西都还不十分发达的时候,人们怎么解决未来的生活?人的尊严,人的命运,是按照一种怎样的规则在安排呢?

  读书报:我们再来看看黄仁宇。你看看他,一辈子都在思考国家的命运,大历史观也好,数目字管理也好,明朝的财政税收也好,都是国家主义思维,他似乎一辈子也没有思考过个人建设,他也身在美国啊,事实上他的日常生活可能比你更美国化。这是为什么?

  陈志武: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。前几天我在演讲的时候,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的一8名记者问我,你鼓励年轻人借贷消费,把未来的钱借到今天来花,这样会不会让太多的银行承受太多的金融风险,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增加了。我回答他说,没有必要让每一个人都要像总理一样思考问题。金融借贷,本身是一种博弈。对个人来说,你能够借到钱,你就赢了一半。银行既然愿意把钱借给你,他有问题是他的问题,个人没有必要把整个银行的事情都扛在自己肩上。但是很有意思,在中国大家都不这么思考,中国的读书人都喜欢从总理的角度来思考问题,从政府的角度来思考问题。

  读书报:没有从人的角度来思考。杨小凯生病了以后说了一句话,他说人一辈子最大的工作是追求自己的幸福,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。

  陈志武:我也非常认同这句话。这种观点,多年前胡适之先生早就说过的,他说年轻人要把自己铸造成器,他说争你自己的自由,就是为国家争自由。

  读书报:中国问题,在学术上早已是一个学科,是一个范式。你看李约瑟,他是从科技的维度来分析中国问题的。费正清、费维恺,是从清末的历史,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问题。黄仁宇则是从明朝的财政体制来分析中国问题。美国的汉学家彭慕兰,他是从田野调查的角度,从中国乡村入手,站在一个很具体的小村庄来分析中国问题。我觉得你是延续中国问题的学术史研究,在这么一个大的框架内,你的路径很醒目,就是从现代金融的角度来分析中国问题。你觉得我说的有点道理吗?

  陈志武:有一定道理。但我不是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,这不是我的立足点,但或许可以说,你的表述,接近了我的方向或者研究领域。我更多的还是一个经济学学者,金融学学者。这个可以说跟中国有关系,也可以说跟中国一点关系也没有,但是用这样一个分析范式,来看看中国,她的社会结构,她的几千年的社会和文化结构,应该能发现一些重要的东西。我这么说,不是自谦。但我承认,我很早就看到,中国的历史研究领域有一个很大的毛病,就是这些人普遍只对朝代变迁的历史感兴趣。但我更有兴趣的,却是人的发展历程。金融让我们得自由,我想这是我未来思考的重中之重。
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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